第614章 医国（2 / 2）

实际上医生在战国时期地位都不算低，有名的医生由于可以服务国君，也会获得国君的厚礼优待，甚至秦始皇焚书坑儒，由于医药之术可以保证健康，与追求长生联系在了一块，因此医术便不在被坑的范围内，好险躲过一劫。

而到了汉朝之时，由于独尊儒术，使得医学的地位有所下降，魏晋时期士族子弟重视养生与嗑药技术的同时，又失却了医者普度众生的本心，只将其当做自用和邀功请赏的本领，甚至帮助君王残害人命、游戏取乐，比如宋后废帝刘昱就很擅长诊断，经常诊断胎儿的性别，然后剖孕妇肚来确认。

这也使得医生这一职业，在两晋南北朝是彻底的扭曲了，医官以医官的本事获得宠信，却不给予医职，而是给朝廷的正经仕职，不仅继续败坏了医生的地位，而且本质上来说也和恩倖毫无区别，治人之术不能代替治国之术。

这种乱象不仅会搅乱政治，而且还阻碍医术的发展，也是高殷要改革的方向之一，因此于这一方面，高殷并不强求徐之才等有名的医官来总理医事，而是更倾向于从社会底层中有口碑的医者以及有意向的百姓里招募，让医官成为一门纯粹的学科，虽然将来可能会被后继者所改变，但至少现在，高殷希望他们成为较干净的技术官员，为自己所用。

这样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，从稷山之战起，这群医官就发挥了不小的作用，在战场上将轻中伤乃至重伤的士兵救回一条命，由此在天策府内部，产生了一股对医生基本的敬重。

说到底，能够给他人带来良好服务的职业，总是能获得他人的尊敬。

放在晋阳中，就是让底层的士兵也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，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，像韩晋明、叱列长叉乃至周超这类勋贵子弟，都有自己的医官和部下侍奉，然而底层士兵是没有的！

即便有，也远远排不上号，东魏连军纪都不是很有，何况是这些人权标配？

因此朝医学的实用方向进行发展，对高殷声望的裨益也是极为巨大的，鉴于这个时代的医学地位，高殷的这个行为很容易就能被理解为体恤士兵，关爱他们的身体和生命，同时也是一个让士兵们体会到至尊恩宠的一个强而有力的手段，在伤心以及身体病痛的时候，受到的关爱与照顾而产生的感激之情，是平时的两倍以上。

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明面上的赏赐与褒奖，与暗地里的医学发展并应用于战场，都是对晋阳勋贵自下而上的攻略，是对他们统治基础的釜底抽薪。他们能跳、能给高家挑事，无非是因为他们作为齐国高端军力的代表，能替晋阳的军人传达民意，继而窃取为自身的话语权。

可若是高殷比他们还要能抚慰晋阳军心民心，给予庞大的中下层军官兵士以前途、待遇和安全的保障，那么这些军官就不需要额外的代言人，甚至他们本身就有了取代勋贵，成为新君拱卫者的可能，旧的勋贵顿时变成了冗杂程序里多余的中间商，只要上下都意识到有他们还更加碍事，这一瞬间，就是他们政治生命的死期。

宋绘、薛香、韦道谐等人冷汗津津，古人善于以小见大，从礼仪制度的改变就能推测出君王政治理想的转折，原本高殷安排医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举动，毕竟他的伯父文襄皇帝若能得到及时救治，也许也能活着，其父天保皇帝若注意养生，也未必仅在位十年。

但若联系上今日，褒赏底层军官的举动，就颇有些温水煮青蛙的暗算之感了。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，毕竟是扶持起一个庞大的产业，服务的对象也是数以万计的军队士兵，在能够将这些成本转嫁给军士自己和百姓时，能减少一分统治军队的成本，就应该减少一分，这样君王自己就能省出更多的钱粮来赎买勋贵们的人心，以及自己用于享乐。

因为花了钱，所以会有相应的回报，这是堂堂正正的阳谋，哪怕晋阳勋贵们已经洞悉了，也根本无法阻止。谁敢上书说不要组建医官来服务军士，这一旦被抖漏出去，早晚被人打黑枪。

他们也不能做这种事情，不仅开销巨大，而且还有着收买人心的嫌疑，也只有皇家有足够的资源和地位，去进行这种工程，唯一阻止帝王的，只有他们愿不愿意让利于民的心，某种意义上，这正是有担当的君王所能做出来的政举——放弃一定的个人享受，合理的分配社会资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