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88章 冶与天通（1 / 2）
《列仙传》下卷有讲：“陶安公者，六安铸冶师也，数行火。火一旦散，上行，紫色冲天。安公伏冶下求哀。须臾，朱雀止冶上曰：“安公安公，治与天通。七月七日，迎汝以赤龙。”至期，赤龙到。大雨，而安公骑之东南，上一城邑，数万人众共送视之，皆与辞决云。安公纵火，紫炎洞熙。翩翩朱雀，衔信告时。奕奕朱虬，蜿然赴期。倾城仰觌，回首顾辞。”
意思是说“陶安公是六安县一个冶铁铸器的工匠，数日里经常点火生炉。
一天早上炉火突然散开，并向上升腾而起，紫色的光焰直冲天际。
陶安公跪伏在冶炼炉下乞求上苍怜悯。过了一会儿，一只朱雀落在冶炼炉上，对他说：“陶安公陶安公，冶炼技艺与天道相通。七月七日那一天，使以赤龙来把你迎接。”
到了那一天，果然有一赤龙来到。天上下起了大雨，陶安公骑着赤龙飞向了东南方向，飞上一座城邑。几万人一齐来为他送行与围观，陶安公一一和他们辞行。
陶安公冶炉大放光辉，紫色火焰通透明媚。翩翩飞来的朱雀，受命来告相迎时。威武雄壮的赤龙，委婉屈身赴约期。全城人都仰头观看，陶安回首频顾辞。”
陶安公拥有着举世无双的冶炼技艺，在冶炼和制造器具方面，他的造诣已经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。
他的冶炼制器手艺堪称精湛无比，所制作出的器具，无论是品质还是工艺都堪称一绝，几近于道器仙物。
由于他在冶炼领域的卓越成就，陶安公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和赏识。
在那一天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条赤红色的巨龙，这条巨龙气势磅礴，威严赫赫。一出现，天上便是雨水降下，赤龙径直飞到了陶安公的面前，正是专门来迎接于他。
陶安公被这神奇景象惊呆了！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，意识到这就是上天给予他的特殊待遇。正是有能者居上位，愚昧不化，冥顽不灵者，只得吃瓜看戏再轮回。
他满心欢喜地登上了赤龙的背脊，随着巨龙一同飞升而上，进入了上界城池。
在上界，陶安公又见到了那只朱雀。在玄门之中朱雀不仅是四象之首[玄门四象，即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此四者乃概念生物，于传统文化及风水学中，占据重要地位，具象征意义。
青龙者，代东方，五行属木。青龙为生机、活力及贵人之象征，东方乃太阳升起之所，充满希望与活力。青龙之位，宜高而不宜低，宜有高大之建筑物或山脉为依托。
白虎者，代西方，五行属金。白虎为威严、权力及财富之象征，西方于传统观念中与日落相关，意寓收获与成就。白虎之位，宜低而不宜高，过高之白虎位或携煞气，影响居住者之运势。
朱雀者，代南方，五行属火。朱雀为光明、热情及发展之象征，南方乃太阳直射之方向，充满热情与活力。朱雀之位，宜开阔平坦，不宜有高大之障碍物，以保气场之流通。
玄武者，代北方，五行属水。玄武为稳定、安全及守护之象征，北方与寒冷及黑暗相关，需有稳定之力守护。玄武之位，宜有高大之山脉或建筑物为依靠，提供稳定之气场，护居住者之安全。
于华夏风水学中，“四象”之概念，广用于环境布局及建筑规划等方面。
如建筑选址，背山面水之处，后山可为玄武之位，供以稳定气场；前水可为朱雀之位，引发生机活力。
房屋布局，客厅常置于屋之南，以尽用朱雀位之光明热情。卧室则设于屋之北，借玄武位之稳定安全。
室内装饰，东方位可置绿色植物，增青龙位之生机活力；西方位可置金属饰品，提白虎位之威严财富。
“四象”概念，源自古代天文学，古人观天象，分星辰为不同区域，对应地上方位，成四象概念。
此概念不仅于风水学中意义重大，亦于文学、艺术等领域影响深远。。]且还是一种神秘而高贵的神鸟，它代表着祥瑞和吉祥。
朱雀亲自向陶安公告知了他被上天选中的原因，并对他的冶炼技艺表示赞赏和钦佩之情。
对于陶安公这样一个，一直以来仅仅依靠冶炼技艺维持生计的匠人来说，这样的荣耀简直是无法想象的。
要知道，别人修行一世甚至几世，都无法触及的成仙得道之功，他却单靠一身冶炼技艺，便能得成道果，这份上天卷顾之殊荣，自是名至实归。
陶安公自然是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满足，他知道自己的努力和才华，终于得到了上苍的认可与回报。
华夏先民很早就深知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之理。古代先贤围绕道与器亦有诸多发人深省之阐述。
修者对道之追求，乃欲成圣之众生矢志不渝之追求。孔子曾言“君子不器，故形而下之器”于众生眼中，不过为下等之玩物耳。
道与器之天平，似于论断之初便已定其高下。然实则，二者之纠葛，经历史之沉淀与发酵，竟绽出万丈光芒。
与明理同理，华夏人早已聪慧于制作并使用器皿，且随华夏文明一起，共同渗入到了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脉中。
有一本《制器尚象》，似乎有点让人望而生畏，又有点使人感到枯燥，但是这本书中，所传递出来的关于器物的声音，又让人不得不俯耳一闻。
天地器物之诞生、发展与演进，无疑，乃是一自然且漫长之历程。诸如神州九鼎，三星青铜器等。
而在此过程中，弥漫着必然之纯粹与偶然之浪漫。譬如声名远扬的干将莫邪剑，倚天剑屠龙刀，诛仙戮神剑等。
自制度之变迁与文化之传承，自生活之实用至礼仪之规范，自民族之融合至对外之交流，皆使器物不断产生变化。而此变化，不知是器物在顺应人心之变迁，亦或匠人在苦心孤诣地创造。
然此皆非关键所在，关键在于，器物自无而有，自简陋而精美，自实用而象征，皆在向外界反馈着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、不同文化之回响，此回响从未因人们追求道之“高尚”而遭摒弃。相反，器物自诞生之日起，便注定其将走向非凡。
器物，有别于一般物体，其与山间野石、汴京城中滚滚车轮、农夫手中开荒种地之农具皆不相同。
客观存在之物，即便处于相同空间，亦会呈现出巨大差异。能被称作器物者，必非随意可取之物，然其亦非如想象般遥不可及，其存于俗世，却又似超脱俗世。
汉墓内棺盖上之玉璧，带有铭文之汉晋铜人，唐宋儒生桌上之砚台，六朝文人手中之麈尾，于日用或祭祀之过程中，常使人感受到美之存在。
要明白，人与动物之差别，在于人能感受并创造美好事物。然唯美却为最无用之物。
现当代着名美学家、文艺理论家、教育家、翻译家，朱光潜曾在其《谈美》中言：“就物而言，于实用与科学之世界中，事物皆借与他物发生关系而获意义，至孤立绝缘时则皆无意义；然于美感世界中，其却能孤立绝缘，且能于自身现出价值”。此等器物，恰似处于无用与有用、孤立与关联之间，令人对其心生迷恋，难以割舍。
故而，此类器物得以跨越千年时光的阻碍，无论何时都能触动目击者的心灵。
而《制器尚象》中数位学者对器物名物的探究便是明证，倘若这些器物皆如铁锈般脆弱，便无研究之价值，任其自生自灭方为最佳归宿。然学者们却能从这些静态的器物中，望见热闹非凡之景。
他们能透过器物本身，洞察礼仪制度，领略文字之美感，洞悉道德、秩序与情色，乃至窥见一个时代之缩影。此乃所谓形而下者所散发出的气息，此气息背后绝非仅有一种答案，亦非我们臆想中之答案。
器物并非孤立存在。无论何时，总有人欲借器物以记录或表达。
与器物相伴而生的文字(甲骨文、楔形文、古埃及象形文、玛雅文)，图像(温州大罗山岩画、巫山岩画、乌卢鲁岩画、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、浙江岩画)，形状等等，皆传递出器物所蕴含之信息。
而后世之人，通过对这些信息的阐释，恰是近距离接触器物之过程，是一个亲密无间的心灵交流空间。
器物所散发之粗犷、细腻、委婉、豪放皆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之身心，犹如器物上之附庸，亦为器物之一部分。
即便通过对器物相关附属之考证，所得结论仅为一些墓葬、贸易、战争等方面之理性资料，亦值得为之欣喜，盖因我于器物之动与不动之间，人们窥视到了隐藏的故事。
象者，相也。器物之关键在于象，在于外在之形态。具何种之形态，自然散发出何种之气质。
正如陶安公所冶，匠人制器之时，常对“器物之象”穷追不舍，仿若信此追寻可获心灵之慰藉。
很多时候，吾等修者常将“道”与“器”分而论之，遂假定道可孤存于器，而普存于宇宙，亦假定器乃一堆无灵魂之物质聚合。如此之认识，实背离了道与器间存在之真谛。
道不离器而独存，犹如工匠精心打造器物之际，打造之过程即为悟道。
器亦不背道而独存，恰似千百年后，吾等一见精美器物，犹能感受其身上所散发之魅力。制器尚象于器物发展之进程中，对象之追寻，实是不着表相之高明处。
而“道”与“器”乃是古代哲学史上的一双重要范畴，所谓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。
咱们所知晓的传统“道器”关系，无论是“道在器先”“道在器中”，还是“天下惟器”，无非是表明重道还是重器。
而器与道的关系，从古代造物的实践中来看，“以器启道”是其重要内涵，从“器”中能够体悟出器之美学追求，这其中至少包含了深层的三方面意思。
要知道，在古代器物上，能够感受到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与天地之美。不同时代，不同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审美状况，甚至不同阶层之人们的愿望、情感与思想等等。
在古代器物上，或多或少的能够找到道的踪迹。古代造物者要“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”。
而天地之美，寄于生命，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，又生命之美，形于创造，在于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。故大匠所创之物，浸透着活泼泼的生命情调。于此自不难理解，陶安公为天道所垂青之意来。
天道乃自然之理，然“自然之道”究竟为何！？欲全面理解“自然之道”，必准确把握《老子》书中“自然”概念之确切含义。
于道家老子哲学中，“自然”之概念绝非单纯关乎自然界，更为关键者，乃与“人为”相对之自然而然之意。
圣人老子之思想，可视为古代之自然主义，然对《老子》中“自然”之理解，又不可等同于西方现代哲学中之“自然主义”。
老子实则以“道”之自然无为，亦即自然界之自然无为以阐释此世界。
庄子亦倡导顺应自然，其态度较老子更为激进，反对任何改变自然之行为。
庄子于自然与人为之态度甚是明晰，即极力赞赏无斧凿之痕之“自然”，反对“人为”。
庄子此思想可谓于古代器物设计之发展很是不利。然其所倡导之返璞归真思想，对古代器物中“自然”、“清新”、“素朴”趣味之养成，又起了极大促进作用。可见道法自然，自然而然。